体育类毕业生的就业“突围”
“性格开朗，身强体壮，多才多艺，能力强。”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院长杜友君经常这样“推销”学院毕业生。进入毕业季，他和同事的朋友圈已成为学生找工作的宣传阵地，发布的信息中包括一场云端直播面试，除了用人单位和求职毕业生在线外，校领导也变身为主播在线“直播带人”。这个春天，“访企拓岗促就业”成为各大高校的关键词。
疫情下的毕业季，毕业和就业节奏被打乱，赛事、营销或会展等业态也被迫停摆，体育类毕业生不可避免地面对“就业难”。
在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看来，由于疫情持续波动，国内的人力资源市场上，应聘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在选择上的容错率都在降低，就业的不确定性增加，加之我国体育产业中的体育公司整体营利能力不足、抗风险能力较低，“缺乏护城河、防火墙”，因此，体育行业里的就业就变得更困难。”但她表示，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，体育类毕业生也不乏“突围”路径。
在学校里被封控了78天后，周绪（化名）带着两个大包、一个行李箱告别了上海，也仓促地告别了自己的大学生活。原本乘坐5个小时的高铁即可回到北京，可是依照相关防疫要求，他需要隔离14天再返京。
在上海的4年，周绪忙着实习，没来得及前往周边城市甚至上海迪士尼，他用实习攒的钱计划了一场以上海为圆心的毕业旅行，结果返校第二天，学校就被封控了。学生时代的最后时光，由此变得“不确定”和“迷茫”。
周绪学的专业是体育新闻，体育氛围浓厚的“魔都”为他和同学提供了大量起点颇高的实习机会，互联网大厂是受欢迎的选择，表现优异的学生不仅能收获实习经验，还可能获得有关工作机会的口头承诺，“预录取”是不少学生自认为的就业状态。可进入4月，变数渐次抵达，不少企业“今年无校招计划”。
霎时间，大家才迅速涌入招聘网站海投简历，可此时入场，很多心仪的工作已经结束招聘期，投出去的简历大部分都沉底，“回复率仅十分之一，还可能是婉拒”。周绪说，同学们不断降低着就业预期，“最后像物流、外卖这样跟专业完全不搭界的，也投了。”
丰富的实习经验让周绪的简历“还算精彩”，也为他博得了一家小型体育公司的就业机会，相对冷门的赛事IP本来让他有些犹豫，但骨感的现实戳中了他，“作为应届生，今年能找到工作已经非常幸运，如果疫情不结束，我都不会考虑跳槽，就先在那边好好学习”。
“目前，除了继续读博、出国、考公务员的人，班里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已经确定了工作，但有同学因为就业单位要求线下面试，因疫情无法前往而失去了机会。”林霖（化名）是一所高校医学技术专业研三学生，在她看来，由于学科的专业性，疫情的出现更多影响的是就业预期而非就业机会，“运动康复机构的工作机会不少，本科生大部分都去机构了，到了研究生阶段，大家还是想往公立医院奔一奔。”
专业出色的林霖尝试过多家三甲医院，但第一次面试就经历了自我介绍后没有面试官提问的“窘境”，她托熟人打听，被告知“对方更希望招男生”。此后，她有机会进入一家知名医院实习，也凭出色表现获得了“准备走入职流程”的口头“约定”，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就业单位，她在医院对面和朋友花3700元合租了房子，实习期结束后就回河南老家等待入职通知，但几个月过去仍无音讯。其间，她没有尝试再找别的工作，“对方说得那么诚恳，我要选了别的单位，太不厚道了”。妈妈也催她跟进情况，她心想“疫情期间，不要给别人添麻烦”，但还是着急地回到了出租屋，最终在封控中等到了一街之隔的医院“不再招人”的消息。“对方很惊奇，问我为什么不找别的工作”。
“我预感到了，但不敢信。”林霖两眼一抹黑，躺在床上想着未来，“大意了，为了我眼中的‘承诺’，我错过了很多好医院招聘的黄金期。”她觉得自己一路都很顺，没想到在就业时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坎儿。 多位毕业生表示，如果相关部门能更好地协调毕业生返乡问题、岗位信息推送“再精准一些”，招聘单位能更及时地同步信息，将为他们带来帮助。“起码按政策走吧”，有毕业生反映，不少企业对“应届生”身份自行定义，致使很多求职者未能受益。
“我的朋友、老师和我熟悉的一切都在这里。”林霖并不想离开所在的超一线城市，这里有国内最好的运动康复类资源，且她离成功落户已经近在咫尺，可她最终得到了一份南方某省会城市三甲医院的工作机会。在“人生地不熟”的挑战面前，招聘方的负责人给了她最中肯的建议，“你先落户，再来入职，建议你过渡几年带着学术成果再回去，别把时间白白浪费了。”林霖表示，对方站在她的立场想问题，成为打动她的最重要原因。
编制、户口，在林霖最初择业时并没有考虑“稳定”的因素，但几次求职受挫，加上不少私立医院或康复机构的生存困境，老师和家长“求个安稳”的建议空前变得“有道理”起来。“至少不能过于自信，一定要做多手准备，没有签合同都不算数，指不定就卡在哪个流程了，所谓‘稳定’，也是得懂得给自己留后路。”
“春季战线拉得太长，会导致就业有很大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。”就读于上海体育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戴铭，同样因就业单位招聘政策的变化，失去了心仪的工作机会，但他很早就懂得“不能让自己毫无退路”，当其他同学孤注一掷地等待春招时，他在秋招就已经确立了几个工作意向。“当时还签了双方协议，我比较保守，想给自己留个底。”未雨绸缪的举动，帮助戴铭在当前招聘的困难模式中成功“上岸”，尽管入职的单位和体育关系不大，但运营的工作内容依然能发挥他的特长，“就是从台前转到幕后了。”
“离开”体育行业，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戴铭认真思考后的决定。戴铭在校时尝试过创业，为一些会议或活动提供直转播，“当时为了增加落户的可能性。”虽然场地、业务、各种手续都得自己一个人跑，但在老师和同学的帮衬下，也渐渐有了起色，可疫情突至，线下的赛事、活动及会议全面停滞，业务慢慢变成了线上的配音和视频剪辑，大环境的压力加速了戴铭找份稳定工作的想法，即便主业和他热爱的体育无直接关联。“疫情放大了体育产业本身的问题，大运会、亚运会延期，亚洲杯易地，对一帮围绕着赛事的媒体人来说，赛事没了，我们干吗？”
对于张浩（化名）而言，留在体育圈是他“安全感”的来源。他在中西部地区一所体育类院校中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，同学们大部分职业选择的终点都是“教练”，“除了公检法系统来选人，其他的要么进运动队、要么考教师资格证进中小学，要么进市场上的培训机构。”但疫情出现后，很多培训机构正在经历阵痛，这使得不少同学都采取了观望态度，“不管是考研还是考公务员的人数，今年明显增加了。”但总体来说，得益于在体育专业领域打小积累的人脉，“最不济师兄或教练也能帮上忙。”
张浩也选择了继续读研，尽管就业上他也不乏优势。“我已达标健将级，要考一个事业编的话，条件基本都符合”，但他担心本科学历在今后的晋升路径上“卡脖子”，因此，他决定为自己继续积累资本。
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，赛事被影响渐成常态，可这对于体育产业的传递效应是到了2022年才凸显出来的。”在王雪莉看来，从当前的就业情况看，本来应用面较广的非术科专业学生受到影响较大，反而相对垂直的术科专业，在外部环境变化时，其自身稳定性较强，可无论哪种情况，如果因多项国际体育赛事推迟或易地就对在体育领域就业失去信心，“有些过度解读消息了”。
王雪莉表示，大赛推迟或易地是无奈之举，但其中不乏“机遇”。一方面，给本土赛事留出了空间和机会，使资源可能对本土赛事进行更多投放，另一方面，校园体育、全民健身领域将会获得更多机会，包括基层社区体育建设等，这些领域都会释放出更多和体育相关的岗位。
在杜友君看来，不执著于超一线城市，回到基层确实是当前毕业生可以尝试转变的就业思路。以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为例，不难看出，准一线或二三线城市或许更具有体育消费的活力和空间，此外，当线下就业遇到困难，也可以考虑线上挖掘工作机会，“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，得先面对现实，更要动起来。”
然而，“是否一定要守着体育口就业？”王雪莉表示，当前我国体育产业本身吸引力不足，体育类人才流向其他领域已是常态，疫情只是加速和放大了这种现象。但去到其他领域，未必不能学以致用，例如，公众对健康的需求提升，让不少经历过赤裸裸市场竞争的其他行业公司看到了体育的魅力，即便当下没有实质性的业务拓展，企业内部也已经把体育作为凝聚团队、打造企业文化的方法，“怎么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或组织对于体育方面人才的需求，这是求职者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，用你的特长你能做什么”。此外，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就业机会，“不设限”应当从在校期间的个人能力培养就开始，“现在企业招聘的容错率越来越低，如果你同时具有多项能力，便多了一些回旋的余地。”
一家主营体育内容制作的创业公司负责人表示，疫情之后，招聘市场可供选择面更广了，一方面，招聘市场涌入了一批经历市场洗淘后再回到职场的体育产业创业者，另一方面，同一岗位的竞争者除了初入职场的应届生、待业的往届生，还包括在职场浸润多年二次就业的“熟练打工人”，“疫情下，老职场人的性价比会有所提升，但对于一些创业公司而言，学习能力强且具有一定体育知识背景的应届生更受欢迎，毕竟薪资空间更友好。”
但该负责人也表示，选用应届生也有相应的风险，毕竟疫情期间，能给新人适应岗位的时间明显缩短，试错成本明显提高，因此，是否招人，招什么人确实需要慎之又慎，“企业面临压力，如果你真的足够优秀，有取代他人的资本，我们也愿意承担调整人事的各种成本。一个人能抵三个人用，肯定不愁找不着工作。”
“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每一份实习、每一次参赛、每一项技能培养都会为你将来的职业规划提供更多种可能。”戴铭表示，缺乏职业规划是当前大学生面临的一个问题，不少同学没有明确方向，也缺乏主动成长的意识，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，“疫情不过是一个放大镜，如果自己无法和就业岗位匹配，没有疫情，也很难找到工作”。
大学期间，戴铭尝试过各种岗位的实习，也通过参赛获得过在不同媒体参与冬奥会、CUBA等赛事内容的制作，他依然热爱体育解说的工作，也强调所学专业中梦想的力量。“当你所做的内容获得点赞，你就会感觉自己在为中国体育出一分力。”但他也看得清脚下的现实，“得先有工作经验，不要好高骛远”。目前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、工作之余兼职体育解说是他的生活状态，“要在上海生活，肯定不能只靠一份工作”。
就业能在热爱和现实间寻找平衡，但毕业却给戴铭留下了遗憾。封控期间，他没能和老师、同学拍张毕业照，离开上海的车是早上6点，他没有吵醒同学，只是掀开帘子对着熟睡的朋友说了句再见，用视频记录下分别。“原本我们想合唱谭校长的《讲不出再见》，这一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相见，只能留待以后同学聚会再合唱了吧。”（记者 梁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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